眼下，國內中小企業普遍反映稅費負擔仍然偏重，一些老板感嘆有相當于近半利潤的錢都上繳了。
“做夢都盼著減稅！”
記者調查的幾家中小企業反映，有相當于一半左右的利潤繳了各種稅費。
李京生是一家包裝制品公司的總經理。成立于1993年的這家民營小企業，從糊信封、做手提袋開始一點點奮斗，現在擁有員工60多人。
“我們是跟紙打交道的，如今這個行業的利潤就跟紙一樣薄。”李京生嘆氣說，每種顏色每令紙的印刷費收入已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100元左右降至目前的15—18元，而紙張、油墨、人工的成本嗖嗖往上躥，20年前每月花300元就能雇到一個不錯的印刷工，現在印刷機長的月工資得開到8000—10000元，普通工人也要三四千元，足足漲了10倍多。“這樣一來，擠壓的只能是利潤，我們現在凈利潤率不到5%。”
一年摸爬滾打下來，李京生的公司能賺120萬元左右，但各種稅費卻數量不菲。他掐著指頭一一道來：“17%的增值稅，每年本應交50萬—60萬元，由于我這里安排了13名殘疾人就業，每人每年能享受3.5萬元的退稅，因此只需交20萬元左右；25%的企業所得稅，每年12.5萬元；城建稅、教育費附加、車船稅，每年5萬—8萬元；養老、醫療、失業、工傷、生育等社會保險費每年30萬元。算下來，每年得交70萬元稅費，到手的凈利潤只有50萬元，大約58%的利潤繳了稅費！”
“我們做夢都盼著減稅！”李京生說，中小企業的實際稅負往往比大企業還高。“比如，我們買紙張常常是根據訂單情況零星采購，今天買幾百張，過些天又買幾百張，而大企業至少要夠幾噸才賣給你，并且要求交現金。于是，我們只能向小企業買紙，而他們一般沒有增值稅進項發票，無法用來抵扣成本，無形中我們的增值稅就會多交20%。這種現象在加工型中小企業中比比皆是！”
傳統行業的中小企業稅負高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情況又如何呢？
江小華是一家生物化學技術公司的財務總監，這家擁有200名員工的民營小企業誕生于1991年，生產飼料添加劑和日化產品添加劑。說起企業，江小華滿臉紅光：“以前國內不能生產飼料添加劑，只能從歐美進口，價格奇高。自從有了我們這樣一批企業，飼料添加劑的價格下降了2/3。別看我們只有這么點規模，但兩大主打產品的市場份額在國內已躋身前三名，每年還有500噸產品打入歐美市場，是不折不扣的高新技術企業。”
然而，說起稅負，江小華的眼神就略顯黯淡。這家企業一年要繳納200萬元所得稅、300萬元增值稅、50萬元營業稅、35萬元流轉稅附加、15萬元的印花稅、契稅，還有330萬元左右的社會保險費。“這930多萬元的稅費約占公司稅前利潤的48%。幸虧我們是高新技術企業，享受15%的所得稅優惠稅率，如果沒有這條，稅費肯定超過利潤的一半！”
“我們最希望國家的稅收優惠政策能真正落到實處。”江小華說，按照國家規定，生產飼料中的大部分原料和預混合飼料、配合飼料、濃縮飼料等都是免稅的，但在實際操作中，企業必須首先到飼料部門檢測，1個品種交1000元檢測費，20個就是2萬元，約需一周到半個月，通過檢測后還要到稅務部門去審批。“從檢測到批下來，一般要二三個月，北京快一點，也得一個月，有的地方甚至說：‘你先生產吧，我們這里下半年才批’。可是其間要按17%的稅率繳增值稅，這些產品的利潤率也就是10%左右，這段時間我們究竟是做還是不做？”
“我不明白，這么簡單的東西需要那么長時間來審批嗎？況且由稅務部門來批，他們是有收稅任務的，能有積極性嗎？”江小華很是不解。
稅費負擔為何更重
利潤微薄、稅制結構不合理，征收方式難以靈活調整，遵從成本高，經營環境惡劣。
中國社科院財貿所稅收研究室主任張斌坦言，目前我國中小企業要繳納、承受6種稅費或“隱性”負擔：
稅，包括增值稅、營業稅、所得稅等；
費，包括教育費附加、水資源費、社會保險費等，據估算，通常交1元稅，就要交0.5—0.7元的費。
有關部門提供有償服務收取的費用，比如集貿市場收的衛生費，這類收費有些定價不合理，但還不能不交；
一些執法部門為了創收進行的罰款和攤派；
一些執法部門吃拿卡要等腐敗成本；
為應對名目繁多的檢查而付出的人員、時間成本等，即遵從成本。
中小企業協會會長李子彬日前對媒體表示，中小企業的實際稅負已超過30%。
按說中小企業和大企業的適用稅率基本相同，這些稅費大企業也同樣要交，為什么中小企業的負擔更重？
首先，大企業多處于煤水電、“鐵公基”等壟斷行業，利潤相對豐厚，而中小企業多處于競爭性領域，利潤較為微薄。同樣的稅費占各自利潤的比例，大企業要明顯低于中小企業。“再加上我國稅制結構不合理，增值稅、營業稅等流轉稅占稅收比重超過60%。流轉稅不像所得稅，由于對企業所得征稅，能做到‘掙的少交的也少’，流轉稅對商品、勞務的銷售額和營業收入征稅，往往是‘掙的少交的不少’，這樣一來，會導致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，利潤少，交稅卻不少，進一步加劇了其稅負。”
其次，不少中小企業沒有建立完備的賬冊體系，稅務部門難以對其實行查賬征收，往往實行核定征收，將實際銷售收入按預先核定的應稅所得率計算繳納所得稅，如果連銷售收入都搞不清楚，就干脆采用直接核定所得稅額的定額征收方式，比如集貿市場往往按柜臺的延米數定額收稅。“當經濟增速放緩時，如果采用查賬征收的方式，稅收數量能相應減少，而中小企業多為核定征收，如果沒有及時下調核定稅率或定額，盡管一些企業的稅負可能低于查賬征收時的法定稅負，但與過去比企業的稅負會加重。”張斌說。
再次，中小企業的遵從成本與利潤之比要高于大企業。“打個比方，大企業為了配合接受各種檢查，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，中小企業付出的這種遵從成本并不一定比大企業少。”張斌解釋道。
減稅費還有空間
應完善稅制結構，取消不合理收費，減少行政干預，讓稅費減負政策真正惠及中小企業。
在減輕中小企業稅費負擔方面，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劉桓認為，近年來，有5項相關的政策措施頗具亮色：
2008年1月1日起實行的新企業所得稅法規定，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%的稅率交納企業所得稅；
2009年9月19日，《國務院關于進一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意見》提出，對小型微利企業，其所得減按50%計入應納稅所得額。2011年10月12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，又將此政策延長至2015年底并擴大范圍；
2009年1月1日起，將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統一降至3%；
2011年10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，從2012年1月1日起，在部分地區和行業開展深化增值稅制度改革試點，逐步將目前征收營業稅的行業改為征收增值稅；
2011年11月1日起，上調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。
不過，專家也認為，當前中小企業稅費負擔仍然偏重，減稅費還有空間。
應當完善稅制結構，堅決取消不合理收費。“發達國家稅收以所得稅為主體，2007年美國個人所得稅、企業所得稅、社會保障稅占稅收比重高達72.5%。增加所得稅等直接稅比重，有利于改變我國中小企業‘掙的少交的不少’的現狀。”張斌說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孫鋼則表示，對中小企業的收費，常常是清理了一批，一些地方換個名義又冒出一批。“比如，今年以來一些地方開始收教育費地方附加，凡是交增值稅、營業稅等流轉稅的企業都要交2%的教育費地方附加。這些地方財政不是沒有實力，為什么非要向企業伸手？”
當中小企業經營困難時，應及時下調其核定稅率或定額。“對于用工達到一定標準的中小企業，還可以考慮在一定時期內豁免稅收。”劉桓說。
改善中小企業經營環境，降低遵從成本。孫鋼認為，政府有關部門應減少對中小企業的行政干預，避免增加其隱性負擔。“對于實行核定征收方式的中小企業，可以考慮核定其銷售收入的某一比例覆蓋所有稅費，并由一個稅務機關統一征收。比如，規定中小企業所有要交的稅費就是銷售收入的5%，超出這個范圍的可以不交，類似減輕農民負擔的‘明白紙’。”張斌建議。
此外，還應合理設計稅費優惠政策，真正惠及最大多數的中小企業。“比如，在上海部分行業試點將征收營業稅改為征收增值稅，增加最低為6%的稅率，與原先5%的營業稅相比，看似能減輕中小企業稅負，但在實際運作中，中小企業的各種零星購買多無法取得增值稅進項發票，不能抵扣成本，增值稅率又比營業稅率高1個百分點，沒準一些企業還會因此而增加稅負。再如，增值稅起征點從月銷售額2000—5000元提高至5000—20000元，可是月銷售額2萬元意味著平均每天的營業額才600多元，一個菜販子一天的營業額都不止600元，這條政策惠及的中小企業能有多少？”江小華直言。
劉桓表示，根據有關規定，企業貸款利息可在稅前抵扣，但僅限于基準利率產生的利息。“這樣的規定已與形勢脫節。時下中小企業如能幸運地得到貸款，其利息必定遠遠高于基準利率，應當按貸款實際利率給予全額抵扣。”劉桓說。
有專家指出，中小企業是創新的重要力量、就業的重要載體，要多放水養魚，千萬不要竭澤而漁。
